丈室主人－净慧法师
作者：陈星桥
　
　　在赵州塔下，在柏子树旁，在殿前屋后，你不时会看见一位身着黄色长衫，身高一米七二，额角稍突，双目炯炯有神的老法师热情地向身旁的几位客人时而介绍柏林寺的历史、赵州和尚及其公案故事，时而介绍着柏林寺和各项建筑与人文景观，他就是柏林寺的设计者与募建者、该寺丈室的主人－净慧法师。

　　我从1985年才结识净慧法师，并有幸与他共事多年，深受教益。我颇能理解他的过去，尤其关注与敬慕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古德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柏林寺之有今天，与净慧法师实在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为深入了解柏林寺，有必要认识一下净慧法师。
　　净慧，法号妙宗，俗名黄建东，1933年月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因家庭贫困，一岁半是即被送到一尼庵抚养，并在当地读书。在寺耳濡目染，对佛经及楗槌都颇为熟习。15岁时由另一比丘尼带至武汉三佛寺，跟当时著名的大鑫和尚学佛。少儿时期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深厚的佛缘和宗教情操。18岁到云门寺受具足戒，因天资聪颖，深得虚云和尚赏识，让他当侍者。后虚云和尚至江西修复云居山真如寺，提升他任云门寺监院。22岁时因病去云居山，仍任虚老和尚侍者。虚老和尚的耳提面命与丛林严格的戒规及艰苦的农禅生活，铸就了他作为禅师的气质。

　　1956年中国佛学院创立，他被送去读书深造，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班，对佛教的历史、教理教义有了系统的了解，成绩优良，颇得当时的师长周叔迦居士、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赵朴初居士等的赞许。这段经历又使他具有了佛教学者的风度。1962年，由于思想活跃，敢于说话，被错划为右派。至1963年便离开中国佛学院，先后在北京、广东农场参加劳动。1969回到家乡参加劳动，直至1978年才被摘去右派帽子。这期间精神上倍受歧视，生活上饱受磨难，并被迫舍戒。这段近于炼狱般的经历，使他对诸法之无常及人情世故有了切肤的感受与认识，从而变得更加成熟起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政府开始逐步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重新燃起了他久埋于心底的宗教情感，热切希望回到佛教界工作。在赵朴老和正果法师的关怀下，他于1979年初得以重返北京，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各项恢复工作。在过去那种黑白颠倒、是非莫辩的非常年代，他与许多人一样有过迷茫与失误，因而一些人对他多有误解与非议，给他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压力。他却能以宗教家的胸怀，忍辱负重，化压力为动力，为《法音》会刊以及许多外事接待工作等废寝忘食地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赵朴初会长等有关领导的赞赏和广大信众的支持。198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常务事理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增补为中国佛协理事；1981年《法音》创刊，他担任责任编辑；1983年巨赞法师圆寂，他升任主编至今。1987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1988年负责筹备河北省佛教协会，在第一届佛代会上当选为会长，并负责主持柏林寺的重建工作；199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实际上他的职务或头衔远不止这些，这些不过是他的智慧、道德、才干以及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得到有关方面认同和肯定的结果，这从上述柏林寺十年辉煌的业绩中也不难看出的。下面我想就个人所知进一步介绍他的一些思想言行，或许对读者能有所启发。
　　净慧法师出生于丛林，师承近代著名高僧虚云禅师，对于中国的禅宗十分推崇，亦颇有研究；对于传统佛教认为应当合理地继承。因此他对佛教的教制建设和寺院的管理十分重视，并对中国佛协在这方面文件的起草，宣传与实行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认为诸法从缘起，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亦应有相应的变革与发展，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致力于世道人心的净化。他十分推崇太虚大师，认为他是中国佛教史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三大人物之一（另二人是道安法师、六祖禅师），对于太虚法师提出的人生佛教以及赵朴初居士提出的一种思想（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佛教友好交往）不仅大力提倡，而且积极实践，并结合赵州禅法提出了“生活禅”的修行理念与方法，要求：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在弘法事业中强调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他十年来在柏林寺成功的实践，无不体现出他上述的修行理念与修行方法，可以说较好地解决了当代佛教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因而在佛教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净慧法师具有爱国情怀，认为佛教不仅应该、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对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十分关注，认为宗教是人类良心的保证，尤其是佛教充满智慧，具有慈悲，包容，博大的胸怀，在净化人心，稳定社会，促进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常劝导弟子和信众要时时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并率先垂范，在办好教务的同时，积极致力于有益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业。

　　他才气横溢，在写作方面，既懂古文，又擅诗作，尤其在宗教方面的诗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快，给我的感觉是下笔如神；在演讲，应酬方面，既有思想，又富于情感，往往妙语连珠；他知识丰富，除了对教理教史的把握外，对于佛教文物，寺院建筑，宗教仪轨，佛事活动等亦颇为精通。他工作能力强，精力旺盛，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1988年，他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任务就已很重，竟同时又承担起筹组河北佛协和重建临济寺、柏林寺的重任。当时我听他谈起此事，不由脱口说了一句“您有三头六臂啊！”他只是充满自信地笑了笑。1994年和1997年的夏天，我两度去柏林寺小住，对于他冒着酷暑勤奋而有条不紊地工作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如何待人处事，在中国可是一大学问，在佛教界亦是一种重要的修养。净慧法师接触人物的层面很广，处理事务的复杂性亦很强，但他都能从容应对，一般来说处理得比较好。对待上级不卑不亢，接待外宾彬彬有礼，对待尊长恭敬有加，对待后学热情关怀，对待同事团结合作，对待下级不摆架子，对待名人和财主不失矜持，对待基层信众亦方便接待，平易近人，对于误解、仇视，攻击自己的人亦不失礼节乃至以德报怨。正因他在这些方面有着较好的修养，使他在中国佛教协会，在法音杂志社，在河北佛协的各项事业都干得比较成功，尤其是在柏林寺，他在协调寺院与政界，与佛协等有关方面的关系，处理上与下，僧与俗等方面的关系都做得相当出色，被许多人视作典范之一，传为佳话。